政治思想总结_政治思想方面总结2018

2019-08-12 04:44 

政治思想总结

自我鉴定(政治思想、工作、学习的方面的总结)咋写哟

  • 问题补充:
  • 政治思想就写自己学习的内容。工作就写自己干过的事情。学习就写自己参加的学习。如。一位教师的自我鉴定:一年来,在学校领导的正确领导下,我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热爱教学事业,以学生为主体,积极完成了学校交给的教育教学任务。具体做了如下工作:1、认真备课,根据学生的实际,因材施教,做到一课一备,心中有数。2、认真上课,以人为本,探索新的,适应学生发展的教学方法。3、积极批改作业,只要学生交了的作业,我都能够认真批改,及时批改。并付上鼓励的评语,鼓励学生发展。4、积极参加教研教改活动,写教学论文三篇,获得县一等奖的一篇、二等奖的两篇。5、积极做好班主任工作,一心扑在学生的学习,生活,发展上,做学生的知心人,给学生及时解决各种问题。6、认真完成了学校交给的所有任务。所带的班今年被学校多次评为文明班。尽管我在教育教学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进一步完善,应该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努力学习前沿科学,适应学生的发展。
  • 自我鉴定(政治思想、工作、学习的方面的总结)咋写哟

  • 问题补充:
  • 政治思想就写自己学习的内容。工作就写自己干过的事情。学习就写自己参加的学习。如。一位教师的自我鉴定:一年来,在学校领导的正确领导下,我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热爱教学事业,以学生为主体,积极完成了学校交给的教育教学任务。具体做了如下工作:1、认真备课,根据学生的实际,因材施教,做到一课一备,心中有数。2、认真上课,以人为本,探索新的,适应学生发展的教学方法。3、积极批改作业,只要学生交了的作业,我都能够认真批改,及时批改。并付上鼓励的评语,鼓励学生发展。4、积极参加教研教改活动,写教学论文三篇,获得县一等奖的一篇、二等奖的两篇。5、积极做好班主任工作,一心扑在学生的学习,生活,发展上,做学生的知心人,给学生及时解决各种问题。6、认真完成了学校交给的所有任务。所带的班今年被学校多次评为文明班。尽管我在教育教学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我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进一步完善,应该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努力学习前沿科学,适应学生的发展。
  • 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 问题补充:
  •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补注1: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补注: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补注2:司马迁出生于何地?《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一、继父志,任史官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二、直言受宫刑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三、发愤著史记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1、力求真实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2、爱憎分明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3、史家绝唱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古史杂识之不可鄙薄司马迁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
  • 政治为什么叫思想品德?

  • 问题补充:
  • 本人不同意楼上的错误答案!简单的说“思想品德”是义务教育阶段对政治的称呼。
  • 铁路信号工个人思想总结

  • 问题补充:求高手帮忙写下字数大概在1500左右马上要很急!!!写的好有加分
  • 满意的微笑置于这个纸面具上。闭上你的眼睛。亲爱的,但愿我们是浪尖上一双白鸟!流星尚未陨逝,哈哈我们已厌倦了它的闪耀;
  • 用分析研究法比较托马斯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 问题补充:最好1500字左右
  • 论文摘要: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是西欧封建社会基督教神学和神权政治理论的最高权威,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从维护封建秩序和教会权威出发,通过调和各派观点而构筑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神学体系,其政治思想主要包含于神学体系之内。托马斯的政治理念的核心体现于其关于自然法、神法等的论说.以及自由意志和政治道德等论题上的。而这些也从他对“信仰和理性”、“教会和国家”、“政体理论”和“法的性质和分类”中反映出了托马斯对人的社会政治的特性的深切体会和认识。  关键字:托马斯·阿奎那政治思想国家教会神权  13世纪中叶,在著名的巴黎大学有一位年轻的神学教授,因沉默、温顺、人送外号“哑牛”。但他才华横溢,年纪轻轻已崭露头角,一些有名望的学者很赏识这位年轻人,阿尔伯特就曾断言:“哑牛”之声必将闻名于世。果然,“哑牛”后来成了中世纪最有名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他就是意大利人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  1245年,托马斯前往巴黎,受教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阿尔伯特。自1257年开始在巴黎大学教授神学,用10年时间专心从事教学和著作活动,并被罗马教廷任命为神学顾问与讲师。在他去逝3年后,巴黎各神学大师谴责了219条命题,其中有12条是托马斯的观点。这是中世纪最严厉的谴责。托马斯在巴黎大学执教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已大量涌入,在教徒中引起的反响极为强烈。他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在一起,建立起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一生著有18部巨著,其中包括集基督教思想之大成的《神学大全》和《哲学大全》、《论存在和本质》、《论正统信仰和真理、异教徒议论大全》等。托马斯从灵魂不死的观点出发,大力宣扬“来世幸福”,认为尘世生活的幸福并非最高幸福,最高幸福是对上帝的静观,从而使灵魂得救。  一、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西欧社会在经历了希腊、罗马的辉煌时期后进入了一个被史学家们称之为“黑暗”的时代——中世纪。西欧的社会政治结构随之发生改变,特别是基督教的发展,为政治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中世纪的西欧形成了独特的政权与教权二元化的权力体系,政权与教权的斗争十分激烈,教权为取得实质性的至高地位需要理论支撑。在阿奎那之前的基督教哲学中,建立在柏拉图主义基础之上的奥古斯丁教父哲学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同时又出现了拉丁阿威洛伊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基督教神学的权威发生了危机。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维护基督教神学的权威,成为包括托马斯·阿奎那在内的当时神学家的最迫切的任务。  二、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思想主要内容  (一)信仰和理性  在坚持基督教信仰的前提下,调和信仰与理性的矛盾,并以此作为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阿奎那神权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对《圣经》的绝对信仰仍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阿奎那将人看作理性的动物,认为理性的思辨是人的智能活动,理性所欲求的最高目的是达到普遍的、最高的善,“人能够依靠理智来认识普遍存在的善性,并依靠意志来要求获得这种善性”。然而,阿奎那又将人和人的理性看作是上帝的创造物,把人的道德活动的根本动因归结为上帝的理性,而道德活动的终极目标所要达到的最高的善,也就是上帝,“普遍的善只有在上帝身上才能找到”。由此可见,尽管阿奎那承认了人的理性的作用,但最终仍是要求理性服从信仰,为信仰服务,“理性虽有自身的领域,但它从属于信仰”。阿奎那所谓信仰的真理,从根本上讲就是教会所宣扬的上帝创造一切,在他看来,整个社会都是上帝创造的,“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  阿奎那认为,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分属于不同的领域。阿奎那承认现实并不仅仅是人类灵魂和精神的产物,也就是说,存在着客观现实,这个客观现实就是理性的认识对象。不过,在现实的自然世界之上,还有一个超现实的、超自然的世界。关于这个世界,我们的理性只能认识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这个世界属于天启的内容,应该由信仰来把握。由于分属于不同的领域,所以,信仰与理性之间永远不会产生矛盾。理性与信仰、哲学与神学之间甚至是相辅相成的。信仰可以帮助理性开阔视野,补充和完善哲学真理,所以不应该禁止用上帝启示的学问去讨论哲学家用理智去认识的理论。同样,理性尽管不可能认识和证明所有的神学真理,但至少可以认识和证明其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理性可以通过驳斥反对者的指责来维护信仰,也就是说,可以利用理性为信仰服务。  (二)教会和国家  教会和国家问题的核心是论证教权高于俗权,维护基督教会的神权统治。阿奎那首先承认国家的合理存在,将国家说成是“那些服从同样法律并受单一政府的指导以求生活充盈的人”组成的社会。他同时承认国家是人的理性的产物,但人的理性来源于上帝的理性,因此,从根本上说,国家是上帝的产物。和国家一同存在的教会是耶稣建立的。虽然国家和教会都是上帝的创造物,但其目的各不相同。国家的目的是实现在国家中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该任务由世俗的统治者完成。教会的目的则是实现人的理性的最高要求,即在天国享受上帝的快乐,该人物只有比世俗的统治者更高等级的教士等级才能完成。这是因为,在天国享受上帝的快乐的目的,不是人类理性所能实现的,必须依靠上帝的恩典。阿奎那论证说,罗马教皇的权力是耶稣基督交给他的永远不会终止的统治权,是上的一切君主“都应当受他的支配,像受耶稣基督本人的支配一样”。  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阿奎那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甚大。首先,他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国家是出于人的天然的结合。阿奎那把人视为社会的、政治的动物。他在《论君主政治》一文中指出,如果人类可以独立生活,那么他就不需要统治者,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君主,可以按照上帝给他的理性统驭自己的行为,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是社会的动物。人类没有野兽那么大的体力,没有动物的牙齿爪角,以及逃避的速度等,所以他们必须结成社会才能生存。虽然人类没有动物那么大的体力,但上帝赋予人类理性和语言,因此人类可以彼此勾通、互相帮助。既然人们注定要生活在一起,那就必然组成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间,有着不同种类和等级,其中最高的是政治社会”。阿奎那所说的政治社会指的是国家。其次,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大家可以达到更好的生活。他说,“一个社会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目的在于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以便得到“生活的美满”,“任何统治者都应当谋求他所治理的区域的幸福为目的”。所不同的是,在阿奎那看来,这一目的并非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  在三种正义的统治当中,阿奎那认为君主政治是最好的政体。其理由如下:a、一个社会的幸福和繁荣在于保全它的团结一致,而任何社会的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和平的团结一致,由一人统治容易达到这一目的。b、君主制最合乎自然。阿奎那指出,在自然界,支配权总是操在单一的个体手中,在身体的各器官中,有一个对其它一切器官起推动作用的器官,那就是心;在灵魂中,有一个出类拔萃的机能,那就是理性。蜜蜂只有一个王,而在宇宙间只有一个上帝。因此,在人中间应当由一个君主来统治。  (三)政体理论  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人天然是社会的政治的动物。这不仅是因为人只有通过群体生活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而且还因为只有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分工合作,人才能够得到所有必需的知识。此外,与其他动物相比,只有人拥有语言能力,人们互相之间能够交流思想内容,为共同的社会生活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但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都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而这种各不相同的私人利益与把社会团结在一起的公共利益根本不是一回事。为了避免社会的混乱和解体,社会必须拥有某种治理的原则和控制的力量。这样,就有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划分。而这种划分同样来自人的自然本性——人与人之间天然的不平等。  阿奎那基本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学说。他认为,统治者被授予权柄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谋求私利,而是让他们谋求自己所治理的区域的公共幸福。据此,他区分了正义的政体和非正义的政体:如果一个自由人的社会是在为公众谋幸福的统治者的治理之下,这种政体就是正义的。相反地,如果那个社会的一切设施服从于统治者的私人利益而不是服从于公共福利,这就是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就是非正义的了。再根据统治者是由许多人还是几个人或者一个人来担任,阿奎那区分了6种不同的政体。一个人担任最高统治者的正义统治为君主制,非正义统治为暴君制;少数人的正义统治为贵族政体,非正义统治为寡头政体;多数人的正义统治为民主政体,当平民利用他们人数上的优势来压迫富人时,这种政治就是暴民政治。在这些政体中,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暴君制是最坏的政体。  阿奎那提出,在符合正义原则的前提下,统治者的人数越少越好。一个社会的幸福和繁荣在于保全它的团结与一致、和平与安宁,而一个人最能保证社会的团结一致与和平安宁。  阿奎那认为,无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甚至共和制都有蜕变为暴君制的可能。君主制蜕变为暴君制的可能性比贵族制和民主制要少,暴君往往多半不是从一个人执政的制度,而是从多数人执政的制度下产生的。这是因为,在多人执政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纷争时,一个人往往会在其他一些人之间居于领袖地位,并僭取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权。因此,要防止暴君制的出现,应当实行君主制。  不过,即使在最好的政体下,也只能保证社会的成员达到世俗的目的。阿奎那由此展开了他对教权至上论的辩护。他引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说一个社会之所以聚集在一起,建立政权,设置国王,目的在于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但这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乃在于享受上天的快乐。“但是,人在尘世的生活之后还另有命运;这就是他在死后所等待的上帝的最后幸福和快乐……人类社会的最终目的不会与个人的最终目的有何不同。因此,社会生活的最终目的将不仅是德风广播,而且还要通过有德行的生活以达到享受上帝的快乐的目的。”由于这种最终目的是仅仅依靠人类的天然德性所无法达到的,因此,世俗的统治者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只有神的统治才能指引人们达到这个目的。这样的统治只能属于那既是人又是神的君主,即耶稣基督,基督已经把世界的统治权交给了神父,特别是委托给祭司长、彼得的继承者和罗马教皇。所以,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君王都应当受他的支配,就像受耶稣基督本人的支配一样。凡是基督徒,凡是关心人生次要目的的人,必须服从教皇这个关心人生最高目的的人,并接受他的命令和指挥。据此,阿奎那提出:“世俗权力之服从宗教权力,犹如肉体之服从灵魂。所以如果一位主教就世俗权力受其支配的那些事情对世俗事务发生兴趣,或对世俗权力交其处理的问题发生兴趣,那不算是越权。”  (四)“法”的认识  阿奎那法的思想的根本是论证教会法高于国家法,维护教会的司法特权。他将法看作“人们赖以导致某些行动和不作其他一些行动的行动准则或尺度。并认为,人类行动的准则是其理性,理性要通过意志支配人的行为。因此,法的本质就是“受理性节制”的意志。如前所述,阿奎那把人的理性看作是上帝理性的体现,归根到底法的本质也就必然是上帝的意志。同时也说明法的目的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为其真正的目标”,因为理性所欲求的是过有道德的社会生活。根据对法的基本认识,阿奎那把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永恒法是“上帝对于创造物的合理领导”,是最高的法,是一切法的本源。自然法是管理人类行为的法,适用于全体人类,人法要服从自然法。神法,即教会法,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法律。对于人法与神法的关系,阿奎那认为,人法必须接受神法的指导。阿奎那关于法的分类思想的实质是为教会的神权统治服务的。永恒法,即“神的理性”的体现,是万法之源。”永恒法高于一切法。一切法只要与真正的理性相一致,就总是从永恒法产生的。自然法,则是永恒法在人类这个理性动物身上的体现。人类是理性的动物,能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神的智慧,并由此产生一种自然的倾向。所以,自然法也就是上帝用来统治人类的法律。源于永恒法的自然法体现人类共有的一种“趋吉向上”的自然和自发的倾向,其内容是保全生命、延续和抚养后代、避免愚昧、不应得罪他必须与之相交往的人们等等。  人法,即国家制定的法律。为什么在永恒法和自然法之外还要制定人法?这是因为人类虽然存在着为善的自然倾向,但只有实行“某种锻炼”才能使之臻于完善。有的人由于神的帮助,自愿过有德行的生活,有的人则性情乖戾,易于作恶,很难为忠言所感动,必须用压力和恐吓手段才能使他们不做坏事。由于只有用此种手段才能防止坏人作恶,才能保证其他人过太平生活。神法,即《圣经》,是补充和修正人法缺陷的依据。之所以需要神法是因为:人类最终目的是追求更高的福利,过有德行的生活,这一目标为人类的天然才能所不能及;人类判断往往不可靠,只有神法才不可能发生错误,人的判断只涉及显而易见的外表活动,故人法不足以指挥和规定内心动作,不能禁止一切罪恶,而神法则是防止一切罪恶产生的原则。  三、托马斯·阿奎那政治思想的现实意义  阿奎那时期,在政治思想方面,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奥古斯丁主义的对立十分明显。根据奥古斯丁的教义,政治社会是上帝创造的制度,上帝把这一制度强加在堕落的人们身上,以矫正他们的罪过,但亚里士多德把城邦视为人们的创造物,为的是达到人类的幸福。  托马斯·阿奎那对理性的让步,其意义在于,它是西欧教会封建主内部对信仰的绝对权威的首次的动摇。这对于日后人们理性意识的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因此,可以说,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阿奎那是比较开明的。而当下中国正在进行和谐社会建设。建设和谐社会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对于完善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理论具有重要价值。和谐是共和主义所追求的一大价值目标。阿奎那作为共和主义者,其思想中亦蕴含了社会和谐的意思。阿奎那思想中的社会和谐意蕴对当下中国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比如说,公共权力的性质、机构和功能如何,对整个社会的面貌产生着重大影响。阿奎那力主实行共和制度,也就是混合政体制度对社会的和谐的影响。法治和美德对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大意义。良好的道德赋予人们正确的行动观念,使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去非法地侵犯别人的利益。美德还有利于人们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对于构造和睦融洽的社会关系大有裨益。我国现在进行的以德治国,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是必不可少的
  • 求期中总结,这次期中考试考得不错,进步了70名,是班上进步第2大的,可是这次英语,政治和语文没有发挥

  • 问题补充:正常水平,这是我转班后的第一次考试,下午就要开家长会啦,麻烦大家快点帮忙,跪求期中总结!!!!!!!!!!!!!!!
  • 期中考试结束了,我所剩下的中学生活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考试逐渐变短,这次考试比上次有些步,我认真分析了原因:1、在考试前我并没有深入复习,只不过是看了看书。2、临阵磨枪,突击,平时不善于积累。3、复习没有重点。主要拉分的是。其实,一直是我这五科中最不理想的科目,我对此也非常的着急,所以我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加重视学习。一直是我的强项,可这次发挥的也不是很令自己满意,但也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自己思想上的问题,我总认为没什么,靠自己的功底完全可以应付,但是事实与自己所想的是完全相反的。经过这次考试,我也明白了,随着年级的升高,我们所需要掌握的知识也在不断的增多,我以前学的那些知识已经远远不够,所以,既是自己的强项,就更不能落下,就更应该跟着老师好好的学。说到,我认为我比以前认真了,但解题的技巧掌握的还不是很好,以后在这方面还应加强。在化学的学习上,和数学有一些相同,都是解题方法。在语文方面,我还应该加强阅读训练,使自己的阅读能力有所提高。努力,是我们熟得不能再熟的字眼,但这两个字就够一个人做一辈子的了,而且它是永远做不完的。所以我更应该珍惜时光,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好的成绩是靠良好的学习方法。许多教育专家认为,将来的“文盲”,不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一些没有学会如何获取知识,不会自己钻研问题,没有预见力的人。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掌握知识,更重要的是必须学会如何学习。学习的方法因人而异,因学科而异,正如医生用药,不能千人一方。同学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情况,发挥特长,摸索适合自己特点的有效方法。但良好的学习方法绝对离不开预习、认真听课和课后复习。然而在这三点中,我认为听讲是最重要的,或许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只有听讲你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认真听老师的讲课,甚至比做10道练习题还要好。预习,不仅仅是简单的看书,对于语文,应该画一些重点字词、概念和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数学则要着重地看例题和定理、概念。看完书以后,可以试着做一下课后的练习题。这样可以帮助你知道你是否已经基本了解了这些新知识。英语只要了解基本的句型构成,再多背几个单词就可以了。人长得越大,记忆力就越是递减。因此,常常复习很重要。不过不必天天复习,毕竟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你可以把学的知识积累下来,利用周末的时间复习。每周都是这样,一个月后,来一次总的复习,把前四周的内容再巩固一下。如果一个月后你记住了这些新知识,那么,以后,只要你有空的时候再看看,就一定可以牢牢记住了。除了这三点,还有三个“必须”。1.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只有地基打牢固了,高楼大厦才不会倾斜;只有走稳了,才会轻松地跑。学习任何知识,必须注重基本训练,要一步一个脚印,由易到难,扎扎实实地练好基本功,不要前面的内容没有学懂,就急着去学习后面的知识;更不能基本的习题没有做好,就一味去钻偏题、难题。这是十分有害的。比如学习数学时,我就先做那些基础题,熟练的掌握公式,之后再去做那些比较难的题。这样,你就能打好基础,学习成绩自然而然的就上来了。2.学习必须勤于思考。中学是一个重要的学习阶段。在这个期间要注意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要防止死记硬背。学习中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学英语,一个句子可以用多种方法去做,举一反三,灵活运用,使你的大脑思维更加活跃。3.学习必须一丝不苟。学习切忌似懂非懂。例如,习题做错了,这是常有的事,重要的是能自己发现错误并改正它。这就要求我们对解题中的每一步推导能说出正确的理由,每一步都要有根据,不能想当然,马马虎虎。只要做到了这些,再加上一些你认为自己适合的学习方法,相信你的学习成绩一定会提高的,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做舟,为了达到成功的彼岸,我们一起努力吧~嘻嘻······参考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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